新中国半岛体育- 半岛体育官方网站- APP下载成立初期的八大总部（张晖）

2026-04-12 14: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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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传统的司、政、后三大机关（总后勤部前身为总经理部、供给部），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设立的。战争年代，它们机构虽小，人员虽少，名称亦有变化，但运作十分高效。、周恩来在转战陕北时期，在小小的窑洞里，与随同他们的作战室一起，调动百万大军，指挥全国各个战场，发起了一次次震天动地的宏大战役，成为那个时期的佳话。新中国成立之时，之下实行总部领导体制，至2016年1月终止，长达66年的时间。其间，总部数量几经变化，最多时为八大总部。而总参、总政、总后，为历时最久的三大总部。

　　在总部体制中，总参谋部，继（代总参谋长）之后，粟裕为总参谋长（1954年10月31日任命），负责组织武装力量建设和实施作战指挥，是之下全军最高军事统率机关，为之下第一总部。曾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谭旌樵有述：战争年代，总参还只是个小而精的班子，除总参领导身边的秘书人员负责文电外，“实际上就是一个作战部，当时称军委作战部，部下设一、二、三、四局，分别负责作战、情报、通信、训练等项业务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军委会议决定，作战部陆续调整了业务范围，军委二局与中央情报部合并升格为情报部，军委三局升格为通信部，军委四局升格为军训部。它们升格后与作战部平行，都隶属于总参谋部，总参的规模、职能与作用进一步扩大与加强。总参下辖的主要职能部门为作战部、军训部、情报部、技术部、通信部、装备计划部、动员部、军事交通部、测绘局等。

　　这个时期的总政治部主任，前为罗荣桓（1950年4月，罗荣桓接替任总政治部主任），后为谭政（1956年12月29日任命）。1954年10月，经罗荣桓提名，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调入总政任第一副主任。东北野战军的“102号”（罗荣桓）、“104号”（谭政）首长齐聚总政，成为全军政治工作第一、第二号负责人。总政治部是负责全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干部部、敌工部、文化部、青年部、保卫部等。

　　总后勤部一直和总参、总政并称军委三大部，那时全称为总后方勤务部，是负责军队后方专业勤务和后勤保障工作的最高统率机关。继杨立三之后，1952年10月23日，黄克诚由湖南军区司令员任上调入北京，在担任第三副总参谋长（第一、第二副总参谋长为、粟裕）的同时，兼任总后勤部部长，原部长杨立三改任第一副部长。1954年2月，军委批准在总后编设司令部，并任命抗美援朝战争中在后勤保障方面有出色表现的洪学智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参谋长。洪学智到任后，负责组建总后司令部。此时，杨立三病重，洪学智成为黄克诚的第一副手。总后下设军需部、军需生产部、营房管理部、油料部、卫生部、车管部、马政局等职能部門。

　　1950年9月4日，为加强对干部工作的统筹管理，准备实行军衔制度，军委批准成立总干部管理部（1952年7月3日改称军委总干部部），罗荣桓兼任部长。总干部部主要负责全军干部任免、组织考核、培养、军衔评定授予、勋章奖章颁发、干部复员转业等工作。下设五个二级部：一般兵种干部任免部（即一部，管理一般兵种师以上干部的考核任免等工作）;特种兵干部任免部（即二部，管理各特种兵师以上干部的考核任免等工作）;组织统计部（即三部，管理干部的组织、调配、培养、数量和质量统计等工作）;军衔奖励部（即四部，管理授予军官军衔及颁发勋章、奖章等工作）;预备役干部动员部（即五部，统管预备役军官的各项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軍队总员额达五六百万，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装备多种多样。随着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大批新式装备列装，各个军兵种的成立，正规化训练已成为第一要务，也是提出要建设世界上第二支现代化革命军队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求全军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现代作战能力。训练总监部成立后，很快颁布实施了陆、海、空三军的训练计划，规定了八种训练制度，掀起了全军性训练高潮，涌现出大批的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三手”）。1955年11月，由元帅担任总导演，在辽东半岛举行了第一次空前规模（6.8万余人参加）的抗登陆演习。1956年5月，在河南信阳明港举办了全军战术训练法集训。那个时期，训总的权威还是非常高的。

　　1954年11月28日，军委财务部部长杨立三病逝。为通盘计划分配和更有效地使用军费，1955年8月11日，军委财务部改称中国人民总财务部，副部长在杨立三病重和逝世后，一直主持财务部工作。1956年8月29日，任总财务部部长。该部负责全军财务工作，下设组织计划局、预算财务局、会计局、工程建筑经费局、外汇局、工厂仓库经费局等。其间，在学习苏军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军统一的财务管理制度，制定了比较完整的财政法规，军队财务的集中统一管理得到了加强。

　　总参谋部为全军军事工作的领率机关。1956年3月24日，主持军委例会的彭德怀元帅强调指出：要把军委和总参谋部的工作明确起来，军委工作的改进，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加强总参谋部的工作。总参谋部是带首脑性质的机关，当然总政治部、训练总监部等，也都很重要。但是，现在要综合研究和处理各军兵种的平衡与协同，就非由总参谋部来做不可。10月4日，彭总在一次会上又强调：我国国防部同美国不一样，也不同于苏联，总部对下发指示要严加控制，要统一集中，避免各业务系统多头下达，军事工作要由总参统一规划。

　　总政治部，由“政治元帅”“政治大将”罗荣桓、谭政二人当家，傅钟、萧华、甘泗淇三位著名的政工上将扛鼎，他们均是人民军队中名望甚高、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领导人。罗荣桓、谭政早年都参加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跟随的“老井冈”。谭政还曾经是的首任秘书。抗战时期，谭政与傅钟就是总政副主任。萧华为人民空军首任政治委员，甘泗淇则为第一野战军、志愿军政治部主任。他们对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工作极为熟稔，成为20世纪50年代总政治部的领导力量，使那个时期的总政极具权威。

　　黄克诚先是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兼任总后勤部部长，1954年10月又兼任总后勤部政委，在总后的兼职一直到1957年5月。可以说，从黄克诚调入北京直至庐山会议后被撤职，20世纪50年代的后7年，全军后勤方面的重大事项，都是要经过黄克诚的决策与部署的，称他是那个时代全军后勤总管，实不为过。洪学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后勤总管，也是第一个经历了现代战争，深切感受了机械化战争巨大消耗，饱尝无制空权的后勤补给备受摧残蹂躏之苦的后勤主将。洪学智硬是在美机的狂轰滥炸中锻造出一条炸不毁、打不断的钢铁运输线。黄克诚、洪学智，一个在东北战场上保障东野，一个在朝鲜战场上保障志愿军，他们入主总后勤部，无疑是全军后勤领域的最强搭档和最佳人选。邱会作，长征时期在军委机关保证供应，抗战时期出任军委供给部部长，有着军队后勤保障的老资格、老经验，又年富力强，理应在转入正规化的总后勤部领导岗位上受到重用。由于的关系，邱会作受到的重用超乎寻常，继杨、黄、洪之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四任总后勤部部长，又成为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直至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地位、权力均超过其前三任。在叛逃之后，邱会作被撤职、关押、审判。

　　人民军队在最初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大总部的基础上，于1955年前后陆续成立了总干部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1950年12月10日成立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情报部在此未记）。一时间，20世纪50年代中期军队八大总部赫然并立，与那个时期的五大军种（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13个大军区一起，再加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军事院校（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军事科学院等），构成了蔚为壮观的军队5大系统（军委总部等直属机关，军事院校，军兵种，各大军区，志愿军），是军队大单位最为鼎盛的时期。

　　这种仿照苏军体制的总部设置，规模庞大、部门过多、机构重叠、分工过细，弊病是很多的。总部机构过多过重，层级高，架子大，头重脚轻;机构多，会议多，文件多，条文多，基层部队难以招架;部门重叠，政出多门，统筹不力，更加掣肘和烦琐，办事效率和权威性受到影响。比如财务部和军械部，原本属于总后勤部，独立出去后，总后每每涉及开支与武器装备的事项，都要单独申请报批，急办的事情常常被耽搁。黄克诚、洪学智对此深有感触。黄克诚在整编报告中指出：“根据几年来实践证明，这种组织形式和我军的装备状况、干部状况，是不相适应的，不仅好处不多，而且增加了工作上的混乱。”黄克诚指出：总部机构庞大，部门重叠，分工过细，“严重地妨碍了各部门之间、上下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很多日常工作彼此一商再商，却长期悬而不决，更多的情况是各行其是，致使全军任务繁多，应接不暇，各级很难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布置工作”，这“给全军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助长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领导作风的发展。结果就形成了管不了，无人管，受不了的局面”。黄克诚的结论是：“机关的过多和机关的过大，是有害而无利的。”

　　1957年1月7日至27日，召开扩大会议，由彭德怀主持，军队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均参加。黄克诚代表军委作《关于裁减和整编军队问题的报告》，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作了补充发言。“质量建军”，成为全体与会者的共识。这次会议确定：总部、军兵种、军事院校、陆军部队是精简重点。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提出拟在三年内把军队总员额从383万人裁减至250万人的水平，减少130多万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涉及多个领域的大范围精简，从总部、各军兵种到各大军区部队，把陆、海、空、防空、公安五大军种改为陆、海、空三个军种。之后，总部机关开始做较大精简。总部精简的一个大趋势就是“回归”。

　　1958年上半年，训练总监部内部就“向苏军学习”问题展开争论，引起军委高层的关注，、彭德怀都有批示。1958年5月，召开扩大会议，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萧克、李达甚至、、粟裕等都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对待，萧克、李达和总参谋长粟裕都被撤职，郭天民接掌训练总监部后，也同样受到批判。1958年12月11日，被指为“教条主义司令部”的训练总监部被撤销，其职能收归总参谋部，由先前已经回到总参的张宗逊副总参谋长主管，李作鹏为总参军训部部长。

　　被撤销的五总部，除了总干部部存在8年时间，其他四总部大都存在3年左右，总财务部存在时间最短，只有一年零九个月。它们的存在时间为：总干部部，1950年9月4日至1958年10月1日;总军械部，1954年11月6日至1957年7月1日;训练总监部，1955年4月21日至1958年12月11日;武装力量监察部，1955年6月22日至1958年11月1日;总财务部，1955年8月11日至1957年5月15日。

　　八总部领导体制，存在不过短短的3年左右时间。它的产生，是步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时期的一个探索、一种尝试。八总部体制之后，恢复的三总部体制又运行了近40年。1998年4月，总装备部成立后，四总部体制又运行了近18年。2016年元旦过后，在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大潮中，于战火硝烟中诞生、新中国成立初期鼎盛的总部体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终于成为历史。2016年1月11日，主席习在八一大楼接见调整组建后的军委机关各部门首任负责时强调，要努力建设讲政治谋打赢搞服务做表率的“四铁”军委机关。至此，15个职能部门正式亮相。机关由总部制调整为多部制，由原来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部领导机关调整为权力互相有所制约的军委办事机关，充分体现了军委管总、集中统一的新的领导指挥体制的特点。

　　2016年1月11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这种调整做了这样的注脚：总部制是历史形成的，对推动我军建设发展、保证各项重大任务完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形势和任务发展，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我们将总部制改为多部门制，是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总原则，优化军委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突出核心职能，整合相近职能，加强监督职能，充实协调职能，使军委机关成为军委的参谋机关、执行机关、服务机关。这样调整，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有利于军委机关履行战略谋划和宏观管理职能，有利于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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