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体育- 半岛体育官方网站- APP下载贾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自教兴起至20世纪初阿拉伯和中国的历史关系（下）

2025-12-21 13: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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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0～1231年）的佳作—《诸蕃志》中。这部著作是赵汝适在南宋时期担任福建路市舶提举（管理海上对外贸易机关的检查员）时所作，成书于1178年（应该为1225年）。该书清晰地描述了诸多阿拉伯半岛国家的情况，作者甚至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某些内陆线路都了如指掌。他曾说：如果你从麻啰拔（马赫拉）出发，陆路向东北而行，途经奴发（佐法尔）、瓮蛮（阿曼）、白莲（巴林），经一百三十余法尔萨赫（1法尔萨赫=6.24公里），你将会到达

　　这一史料还涉及了勿拔（应该为勿巡），即苏哈尔（阿曼），书中写道：它位于海边，海路将它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连在一起；其国王皮肤黝黑又偏棕，头戴缠头巾，着大衣；遵循法律、生活制度以及阿拉伯人的宗教。至于阿曼，书中写道：“地主缠头缴缦，不衣、跣足；奴仆则露首跣足，缴缦蔽体。食烧面饼、羊肉并乳、鱼、菜。土产千年枣甚多。沿海出真珠。山畜牧马，极蕃蔗。”[11]书中还多次出现许多阿拉伯半岛上的地名、城市名和港口名，赵汝适曾提到这些国家都属于哈里发，而这些地区都是以其中文名称的形式出现的，具体如下：

　　中阿的史料描绘了宋朝时期阿拉伯半岛人往中国的最重要货品，其中包括：调味香料，雅法的乳香，园艺花卉，黄胶，骆驼皮，沥青，龙血竭，猫眼石，琥珀，香水，以及用于制作香皂和玻璃的硼砂盐与水晶、透明和非透明玻璃，用于制造医疗药品的沥青胶，等等。[19]而运往阿拉伯国家的中国商品有丝绸、金银、锡铅、衣衫、陶瓷、来自西藏的麝香等。[20]众所周知，中国的陶瓷是出口到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最主要商品，而且自从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期，在阿曼旧都苏哈尔就开始制作陶瓷了。[21]

　　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的商人不仅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繁荣贡献了巨大力量，还为统筹和发展中国国内的贸易体系做出了贡献。他们成为与朝廷关系密切的专家。其中，在这一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中国史料所记载的阿曼商人“辛押陁罗”，而中国的阿拉伯事务专家、历史学家张广达（中国历史学家，1931年5月27日生于河北青县，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主要论著有《大唐西域记校注》《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历史联系的回顾》）则认为他是阿曼商人阿卜杜拉（هللاعبدش）。[22]笔者从《宋史》和《宋会要》（由宋朝本朝史官编写，收集了当时诏书奏章原文）中了解到谢赫阿卜杜拉是一位富有的商人，他得到了当朝的尊重，朝廷并不干涉他自己运作的贸易活动。除了他的商贸事务，他还是苏哈尔（勿巡国）的进奉使。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谢赫阿卜杜拉成为哈里发派遣到中国的使者。为了表彰他为加强中阿关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神宗年间宋封其为“怀化将军”（还有部分资料称其为“归德将军”）。当时，谢赫阿卜杜拉还在广州担任了“统察蕃长司”的职务，被宋政府任命为蕃长[23]（原文：其使辛押陁罗乞统罕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指负责管理侨居广州的外国海商，并招引国外海商前来广州港贸易）。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苏轼（1037～1101年）曾记录下这一敕令，他写道：“敕具官辛押陁罗。天日之光，下被草木。虽在幽远，靡不照临。以尔尝诣阙庭，躬陈珍币。开导种落，岁致梯航。愿自比于内臣，得均被于霈泽。祗服新宠，益思尽忠。可。”中国的史料还有记载：“蕃商辛押陁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赀数百万缗（一缗等于一千钱）。”北京大学教授张俊彦在解释这个阿曼商人所享有的巨额财富时，这样说道：我们解读下这个数字，在宋朝更为繁荣的时期，外贸年收入也仅仅为两百万缗。《宋史》记载了谢赫·阿卜杜拉曾建议宋朝政府修缮广州城城墙，尽管这一建议未被宋朝政府采纳（原文：又进钱银助修广州城，不许）。我们能够解读出，谢赫阿卜杜拉是一位极富有的商人，[24]同时他还以对广州城的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而闻名。这位阿曼商人购买土地，为当地居民建立学校（原文：居于蕃坊的阿拉伯商人辛押陁罗除捐资建学舍外又捐学田，所捐之值也不在刘富之下），促进了当地的教育发展。[25]公元1072年，在谢赫阿卜杜拉准备离开广州城返回故里之时，宋朝皇帝赐予他白马和马鞍，以表彰他对广州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原文：诏大食勿巡国进奉使辛押陁罗辞归蕃，特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26]

　　这一时期还涌现了许多曾为中国经济和执政管理做出过贡献的阿拉伯蕃商，例如艾布·阿里·易卜拉欣，他被学者们称为“两市之首”和“两市之长”，这两个市场指的是泉州市场和广州市场。艾布·阿里曾担任提举市舶司，负责海外进口的货品。[27]在中国闻名的蕃商还有一位阿拉伯商人，中国史料称他为“蒲寿庚”，或许他的阿拉伯语名字应该叫作艾布·绍基（أبوشوقي）。他曾在宋朝末期任提举泉州市舶司，另外，他同时还是从事香料贸易的商人。[28]当时香料和乳香的贸易都被阿曼蕃商所垄断，或者被海湾地区的蕃商大体控制，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蕃商艾布·绍基可能是阿曼商人，尤其是当时其他的阿曼蕃商，例如谢赫·阿卜杜拉，都已经获得官职，或者在类似的执政方面取得成功的情况下。事实上，许多阿拉伯蕃商和宋朝皇帝有着紧密而牢固的关系，例如《宋史》卷四百九十中所提到的阿拉伯蕃商“蒲希密”，他在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派使臣向宋太宗进献礼物，因为他老病不能至首都（长安），于是大食使臣（李亚勿）代他转交了信函，其中表达了他对宋太宗的无限推崇。之后，使臣呈交了一份礼物清单，其中包括象牙五十株、乳香一千八百斤，以及其他诸如红丝吉贝、五色杂花蕃锦、白越诺、蔷薇水瓶等大量贵重物品。[29]

　　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并不都是商人，还有很多人是从事宣教—教或者基督教—的活动家。因为伊本·奈丁在他的著作《群书类述》中曾提到，一个来自哈德拉毛的阿拉伯僧人在978～988年来到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五位基督教传教士。十年间，他们在中国宣教，之后才返回故里。[30]另外，在大约公元1275年（宋德祐元年），一位名叫“谢赫普哈丁”的阿拉伯蕃商在扬州城建立了一座寺。据中国史料记载，西域先贤谢赫普哈丁是至圣的十六世裔孙，而那座寺叫作“仙鹤寺”，现在扬州城。[31]

　　尽管蒙古人终结了中国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直接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的时代，并且这些阿拉伯国家成了他们广阔疆域的一部分，但是蒙古人还是拉近了这些民族间的思想观念，他们征服了这些民族，并且帮助其营造了相互理解的氛围。他们怎么会做不到呢？他们可是成功建立了一个南起喜马拉雅山北侧山口，北到匈牙利布达佩斯，东至广州，西到巴士拉的庞大帝国！尽管阿拉伯半岛上的国家并没有被包含在内，巴格达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阿经贸往来，蒙古入侵导致经济萧条，但是在几年之后阿拉伯半岛和中国的港口还是很快恢复了生机。中国的港口—例如泉州，伊本·白图泰曾将它描述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32]—都恢复了作业。很快，这些港口恢复了繁荣的状态，中阿经贸再现了往日的生机。

　　伊本·白图泰曾向我们记述那一时期的阿拉伯人在中国的贸易状况。他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绚丽的图景：繁荣的贸易往来、车水马龙的港口、完整的街区和专属阿拉伯人和的城区。他带领我们进入一些有影响力的阿拉伯和巨商家中，例如埃及人欧斯曼·伊本·安法尼（عفانبنعثمان，杭州巨商）、马格里布人格瓦门丁·休达（البشارىالدينقوام，干江巨商）、来自亦思法杭（现在的伊斯法罕）的开玛尔爱丁·阿伯达拉(كمالالدينعبدهللا，教传教士）、来自塔伯利资（现在的大不里士）舍赖奋丁·梯卜雷则（ىالدينشريف，泉州巨商），及来自辛贾尔（伊拉克某省）的奥哈艾丁（نأحد）等。[33]

　　在蒙古统治中国的某一个时期里，阿拉伯蕃商依旧享有一些在唐宋时期形成的“特权”。伊本·白图泰曾写道：“（广州）城的一个地区是居住区，内有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中国每一个城市都设有谢赫，总管的事务。另有法官一人，处理他们之间的诉讼案件。”[34]他还说：“在中国旅行是最安全不过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的国度。旅行者即使身怀巨款，单身旅行九个月，也不用担惊受怕。”[35]伊本·白图泰赞颂中国这一时期的商贸和平稳定，卡兹维尼（卒于1283年）也对此给予肯定，他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五谷、蔬菜、瓜果、甜糖”，并补充“中国的王朝公平且政治化”。[36]

　　同样，德国历史学家亚当·梅兹（Adam Mez）在他的著作《文化》（Islam Story）中提到那一时期在中国开展的阿拉伯贸易活动，他写道：“在市舶司有大批在册的。”[37]我们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也发现了清晰的印证，那就是中国的货物被源源不断地送往阿拉伯半岛的港口，他写道：“刺桐城（即泉州）内最大的市场就是陶瓷市场，陶瓷从这里被运往全国各地，乃至印度和也门。”[38]我们发现那一时期的也门亚丁港已经成为进口中国陶瓷的中心，并且这个港口因其地理位置而始终是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赡思丁·本·阿卜杜拉（谢赫拉布·大马士基，卒于1326年）的著作《当代陆海奇观精华》中这样描述亚丁港：“对于从中国、印度、波斯、克尔曼（现伊朗某省）和阿曼而来的人来说，是一个良机。”[39]

　　值得一提的是，那一时期阿拉伯半岛最重要的出口品有骏马、珍珠和香料。[41]从文化层面来讲，中国人在这段时间仍旧关注阿拉伯半岛的地理和概况。我们可以从元代所写的《西行记》（刘郁著）中摘录出一些关于麦加的信息：“天房（麦加）坐落在距离哈里发首都三百里处，那里有黑石殿，其中有天使，先知之祖葬于此，克尔白内存有大量经书。天房统领着周围十余个城市……”（原文：报达之西，马行二十日，有天房，内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师名癖颜八儿。房中悬铁缰，以手扪之，诚可及，不诚者竟不得扪。经文甚多……）[42]

　　在这一时期，中国旅行家也从未停止过他们迈向阿拉伯半岛的脚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他曾在1328年和1334年先后两次到访阿拉伯半岛。当他返回中国之后，在大约1340年（实际成书时间为1349年）编著了他的传世佳作《岛夷志略》，书中除详述了马格里布和埃及，还包括阿拉伯半岛的地理和当时的状况。[43]书中还明确地写到他曾到过麦加、克尔白和麦地那。[44]同时，还有许多部关于半岛的著作发行，例如阿拉伯作家赡思（1278～1351年，一直住在中国）的作品，其中包括《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等。[45]历史学家陈得芝认为，这些作品的确关注了阿拉伯的历史和地理。[46]而笔者认为，这些作品包含了关于阿拉伯半岛地区地理的一部分，例如麦加和麦地那，以及至圣的生平。众所周知，这两部作品现已失传。

　　除了阿拉伯旅行家，元朝时，到圣地麦加朝觐的活动也被广泛关注。中国作家陈垣在其颇有价值的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WesternandCentralAsiansinChinaundertheMongols）中介绍了一位生活在中国的叫“买闾”的诗人，他指出“他祖父的名字叫作‘哈只’，这证实了他祖父曾在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初期到过麦加”[47]。从这一文本中，我们可以推论出，生活在中国的中国和外国都曾在那一时期游历麦加。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人物为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一些可以溯源到阿拉伯半岛上的人物也为元朝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做出过重要贡献，例如赛典赤·赡思丁（1210～1279年），中国的史料称他为“阿拉伯王子”—咸阳王。元朝的史料证实他为先知的后裔，其祖辈在未知的某一时期迁居中亚，并担任要职。赛典赤·赡思丁跟随其父来到中国，之后任燕京路巡抚使，后居陕西。但赛典赤所担任的最大官职就是在咸淳十年（1274年）被委任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为云南设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长官）。[48]赛典赤·赡思丁使这个偏远的地区重焕生机。他建立起灌溉系统，这个系统直到20世纪初仍在使用；同时，他给农业带来了新的作物，例如稻米，这些作物在赛典赤到来之前在该地区从未种植过。同时，赛典赤还建立了该地区历史上的第一所学校。[49]尽管赛典赤有着根深蒂固的教信仰，但他在为修建寺之外，还建立了许多孔庙，这反映了教的宽容和对其他文化的尊重和理解。赛典赤·赡思丁卒于1279年。中国的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现了云南民众在赛典赤去世当天的巨大悲痛。[50]直到今天，在节日和一些特殊的日子里，这个偏远地区的人民仍然会去他的坟墓祭扫。

　　这一时期的其他重要人物还有赛义德·本·艾布·阿里·欧马尼（1251～1299年），他曾是印度苏丹巴勒班王朝的使臣，并且那时的他与中国的元朝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正是他与中国皇帝的牢固关系导致了苏丹巴勒班的愤怒，他没收了赛义德的家产，并威胁要杀掉他。于是中国的皇帝派人前去请赛义德移居中国。在忽必烈派遣的使团成功说服巴勒班释放赛义德到大都（现在的北京）后，这个阿曼富商终于在1292年抵达大都（现在的北京）。[51]铁穆耳在1294年即位之后，他敕封赛义德为使臣。1299年，赛义德卒于大都（现在的北京），年仅49岁。铁穆耳下令以国库支出为他筹备正式的葬礼，并且颁布敕令，命负责官员保护并且照顾好他的家人。[52]

　　中国的史料，尤其是《明史》，向我们证实了那一时期有相当多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驻华使领馆，以及大量驻外的中国使领馆。1405～1432年，也就是明成祖朱棣（1402～1424年）、明仁祖朱高炽（1424～1425年）和明宣宗朱瞻基（1425～1435年）统治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半岛间开展了许多正式的外交活动。中国的皇帝派遣的航海家郑和，在28年间七下西洋。[53]其间，他到访过阿拉伯半岛的多数国家和王国。《明史》为我们记载了许多关于中国与阿拉伯半岛间外交与经贸往来的有价值的信息。《明史》中有记载说，郑和在1416年到访过阿丹（亚丁），这促使阿丹王派使节到中国，并携有书信和珍贵的礼物，反过来，中国的皇帝派遣这位著名的航海家前往阿丹国，并带去皇帝的书信和价值连城的礼物（原文：永乐十四年，遣使来献方物。命郑和赍币帛，还往赐之。）。[54]中国船队仍由郑和率领，前往阿丹国国王—苏丹马立克·纳绥（الناصرملك）—的宫殿，当时的阿丹国属于也门拉士鲁王朝（1229～1254年），该船队于1430年到达阿丹港。[55]根据《明史》所述，在明朝统治时期，也门共四次遣使到中国。[56]1422～1430年，郑和也两次到访阿曼的祖法儿（今佐法尔，阿曼西南港口）。《明史》指出，当郑和到达祖法儿后，他在其国王面前宣天子诏，佐法尔国王便立即下令让国民与中国的贸易使团交换本地产品（即互市）（原文：船队到彼，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白竭、芦芩、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57]据《明史》记载，在1421年和1423年，佐法尔国王阿里（عليا）曾两次遣使到中国。[58]另外，郑和曾派使团从加尔各答前往天方，即圣城麦加，而天方的国王也曾遣使中国。[59]《明史》中是这样描述这次拜访的：“宣德五年，郑和使西洋，分遣其侪诣古里。闻古里遣人往天方，因使人赍货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经岁，市奇珍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鸡以归。其国王亦遣陪臣随朝使来贡。宣宗喜，赐赉有加。”而天方的这个使团一直留在中国，直到1436年后才离开。[60]

　　明朝统治时期，阿拉伯半岛上的国王，尤其是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国王，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1490年，麦加国王速檀阿黑麻（أحمدالسلطان）遣使到中国，向皇帝进献珍宝（即朝贡），其中包括骏马、宝石和鸵鸟（弘治三年，其王速檀阿黑麻遣使偕撒马儿罕、土鲁番贡马、驼、玉石）。[61]1518年，麦加国王写亦把剌克（بركاتالشريف）遣使中国，向皇帝朝贡骏马作为礼物（十三年，王写亦把剌克遣使贡马、驼、梭幅、珊瑚、宝石、鱼牙刀诸物，诏赐蟒龙金织衣及麝香、金银器）。[62]1525年，麦加国王—中国史料称其为“亦麻都儿”—曾遣使中国（嘉靖四年，其王亦麻都儿等遣使贡马、驼、方物）。[63]《明史》中提及，在明宣宗朱瞻基（1425～1435年）统治期间。阿拉伯半岛上共计八个国家曾向中国遣使，其中包括来自默德那（麦地那）和剌撒（今沙特哈萨绿洲）的使团。[64]

　　阿拉伯的史料也为我们保存了一些关于明朝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半岛间经贸和外交往来的信息。麦格里齐（Al-Maqrizi）指出，伊历823年，即公元1420年的事件中，因当时亚丁的统治者并没有善待中国商人，中国使团便前往亚丁表示抗议，寻求公正对待，并要求给予中国公民必要的保护。麦格里齐还补充说，中国使团并未成功。[65]众所周知，当时亚丁的统治者正在试图对由远东到港的船只推行新的政策。历史学家发现，自1424年起，亚丁的统治者就开始对来自中国和印度的船只实行新的政策，而这一举措正是为了增加税收；同时，他们还强迫到港船只的船长留在亚丁港购买他们的商品，禁止船只航行到红海的其他港口，如雅拉港、吉达，[66]以及苏丹的萨瓦金港，从而实现对远东贸易的垄断。这导致中国和印度船只的船长们都绕行亚丁港，直接驶往希贾兹的港口及其城市吉达、麦加、雅拉。[67]Hirth引用Heyd的话说，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借此良机，给予远东商人同以往在亚丁港享有的一样的惠利，在此条件下，仅公元1426年一年，到达吉达港的中印船只就有四十余艘。[68]麦格里齐指出，伊历835年，即公元1431年，许多来自亚丁港的中国船只在当地售卖丝绸等其他中国产品碰壁之后，选择到吉达港。[69]另外，伊本·伊亚斯··本·艾哈迈德（MuhammadibnIyas，1477～1523年）在他的著作《世界奇迹中的玫瑰芬芳》中强调，当时，中国的商人在吉达的旅店和市场上随处可见。[70]

　　这种难能可贵的交往在15世纪中期经历了波折。那时，欧洲的战舰企图控制当时世界贸易及运输的通道，为它们向亚非人民发动侵略战争做好准备。欧洲的战舰成功地控制了红海及印度洋的水路通道，阻碍正常的经贸和文化交流，破坏两国人民间的关系。几个世纪以来，这是居住在印度洋海岛和阿拉伯海湾沿岸的居民第一次听到炮声轰鸣，而不再是来自中国航海者们的船歌。尽管存在这种严重的动荡，阿拉伯半岛上的国家与中国仍然有某种来往。中国作家Madaxin曾提到一条陆路，中国的通过这条路去往阿拉伯半岛。它始于中国，途径中亚，穿过伊朗高原后到达阿勒颇，然后经过大马士革、阿卡（以色列）、雅法（以色列）、耶路撒冷，最后到达麦加。[76]Madaxin还描述了另一条中国选择的陆路，它被称为“南路”。它经过天山北麓，向南到达LamaKan岛，穿过帕米尔高原，然后向西到达喀布尔（阿富汗），由此再前往米兰（阿富汗），然后是设拉子（伊朗）、巴士拉，最后到达麦加。[77]但实际上，自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国前往阿拉伯半岛国家所走的主要道路是水路。[78]

　　中国的史料还提到，另一个中国的教法学家，即哈只马明心（1719～1781年），曾与他的叔父一起到麦加朝觐，那是他只有12岁。在前往麦加的途中经过也门的时候，他遇到了苏菲学派著名的大伊玛目伊本·裁尼，并归于他的门下。马明心在也门留居了16年，向伊本·裁尼学习教教法和教义、圣训、阿拉伯语及诵读古兰经。在他重返中国后，他创立了中国教四大门宦（哲合忍耶、虎夫耶、尕德忍耶、库布忍耶）之一的哲合忍耶门宦。[80]

　　这是中国与阿拉伯半岛所独有的经贸、外交以及文化交往的历史。中阿两方的史料都为我们一一记录在册。两方的土地也为我们保存了许多证据，明确证实了史料所记载的内容。例如，在亚丁湾地区，考古学家们找到了许多中国陶瓷，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几个不同时期，其中的一个中国瓷片可以追溯到公元13～16世纪。[85]而在苏哈尔—阿曼原来的首都，发现了一个唐朝时期的中国瓷器。同样，马斯喀特博物馆也为我们留存了大量的中国古代陶瓷器皿以及一些罕见的蓝色的元代瓷片。除此之外，在苏哈尔还挖掘出了大量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其中一部分来自公元14世纪或15世纪；还有小瓷瓶，以及倚靠在两个人像上的莲花坐佛像。[86]同时，历史学家还在巴林城堡（BahrainFort，著名考古遗址）的挖掘过程中发现了公元14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瓷器。[87]

　　沙特学者、沙特阿拉伯国王大学文物与考古系系主任阿里·本·易卜拉欣·阿班博士从中国与沙特往来的证据中获得了许多启发，他指出，在贾尔（MinaAljar，吉达）、哈乌拉（达曼）、欧威尼（吉达）、阿塔拉（吉达）、斯林（吉达），以及沙拉塔（吉赞）都找到了多种多样的中国瓷器，而这些地点皆是红海海岸上的港口。他还补充说，在近阿拉伯湾的欧盖尔港（Uqair，东部省）、近利雅得的阿尔卡吉地区（Al-Kharj）的几处教地点、里卜宰地区（麦地那）的几处地点以及盖西姆地区的德里、欧拉地区的马卜亚特、塔布克地区的拜达和拜拉，都挖掘出了中国瓷器，其中大部分的陶瓷碎片是唐朝（618～907年）和宋朝时期（960～1279年）的。[92]

　　教著名学者哈桑·塔拉比（Hassanal-Turabi）曾引用印度作家、教法学家艾布·凯莱姆·阿扎德（AbulKalamAzad）的话说，也门人的先祖之一，在公元前曾参与到修筑长城的某一阶段的工程之中。[94]不管关于也门人在西藏定居的故事真实与否，也不考虑艾布·凯莱姆关于也门人的先人曾游历中国的讨论，在这样一个远离阿拉伯半岛的地方存在着也门人和哈米迪人—这些故事和传说的传播本身就已经证明了远东、中国及阿拉伯半岛人民间有着悠久的关联。而研究和讨论还仅仅局限在对该问题的初步探索中。

　　研究还揭示了自7世纪到明朝末期，中国与阿拉伯半岛间独有的外交往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地区是第一个派遣外交使者到中国的地区。在651年，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派遣正式使团前往中国。我们发现，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到1543年，只有拉伯半岛上的君主和国王还与中国的帝王保持着关系。同样，在关系中断后，他们也先于其他阿拉伯君主与中国恢复了关系。在1939年，沙特阿拉伯王国正式宣布与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95]

　　这项研究与那些断然认为在阿拔斯王朝或其之前，中国船队（我们所说的“中国船队”指的是那些由中国航海家和商人所拥有并率领的船只）没有到达过阿拉伯湾港口的观点并不一致。例如，美国学者乔治·侯拉尼（GeorgeFadloHourani，1913～1984年，应该是英国哲学家）在他的名作《印度洋航海》中指出，中国的船队到访阿拉伯湾地区，这是在教产生几个世纪之后才完成的。[96]侯拉尼解释了阿拉伯史料中的一些词组，例如来自马苏第文章中的词组“中国船队”，其指的是与中国进行商贸的阿拉伯或者波斯的船队。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许多阿拉伯作家都不假思索地重复了侯拉尼的观点。

　　我认为，我们应当小心审慎地采用侯拉尼的观点，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中国的船队在教出现前后曾到达过阿拉伯半岛港口仍旧存在可能性。中阿间的海上丝绸之路自公元前1世纪起就已形成，而阿拉伯半岛对于中国人而言本来就已经是熟知了的，中国外交家张骞曾通过陆路到达那里，并于大概公元前115年抵达安息（即波斯，今伊朗）。[97]同样，在公元100年，中国使者甘英通过走同样的路线也到达了阿拉伯半岛。即使我们接受那一时期的中国人没有通过海路到达过半岛地区这一观点，也不能忽视中国的史料记载的中国船只曾到达过诸如苏丹东部港口这样偏远地区的信息。在约公元226年，中国的航海家和商人曾抵达苏丹北部的库施王朝（Kush，又译为古实，Cush，是古代北非地区的一个文明，其地域大致为今天的苏丹共和国）。[98]中国的史料指出，这些商人是乘坐一艘有七个桅杆的大船从印度出发的。[99]

　　中国的史料指出，中国船队在大约3世纪的时候到达过位于埃塞俄比亚马萨瓦的阿杜利斯港口（位于今厄立特里亚北部红海岸边的一座古城，北距马萨瓦30公里）。[100]我们还知道在同一时期，中国的船队曾抵达苏丹北部的库施王国。那时，中国与阿拉伯湾间的海路十分繁忙，来往的都是从中国和印度出发或返航的波斯、阿拉伯及印度船只。所以，从印度出发航行到红海的中国商船为什么没有航行到更近、更繁华的阿拉伯半岛上的港口呢？即便这些商船在那个时期没有到达过，那么在印度洋海上贸易兴盛的5～6世纪也应该到达了。关于这件事，马苏第曾说过，“中国的船只到达了阿曼、西拉甫、波斯沿岸及艾卜拉（Al-Abelah，近巴士拉），并且这些船只经常到访那里”，既然我们面前有伟大的历史学家所记载的诸多清晰表述，我们为何还要多费周章呢？正如卡拉奇可夫斯基（IgnatyYulianovichKrachkovsky，1883～1951年，苏俄阿拉伯学者）所说，当进入艾卜拉，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中国船只。[101]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学者贝罗的研究显示，他们发现的就是在约公元762年，搭载着杜环（中国唐代旅行家，又称杜还）的从阿拉伯半岛的港口返回广州的那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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